丹麦研究人员建立了史上最精确的全球太阳能光伏模型

[47]又如，有人指控，英国立法禁止英国独立广播电视网接受播放政治性广告的做法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往往分别由预审法官和主审法官分别执行。况且，目前我国的法官素质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个别法院甚至还存在着"法盲"法官。

19世纪，英国开始了较许多政治革命更为彻底的产业革命。我们认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进一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的最佳方案。同样以交通肇事罪罪名，碾死他人的四川省万源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程亚超被四川宣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提高，是法官逐步成为精通某一审判领域的内行和专家的必由之路。相同事实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在同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手里判决结果往往南辕北辙、大相径庭，这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与其他制定法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制定法除了具有一般制定法的上述缺陷外，还存在着政策法所特有的一些缺陷。〔8jl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法曾经沉寂多时，自中世纪起，罗马法在欧洲复兴，罗马法继受运动广泛展开，法典化运动也逐渐开始。菲尼斯进一步指出，博弈理论中的合作模式也不能说明社会合作问题。

其次说明菲尼斯基于客观价值的权威论述。这就要求权威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用来促进友谊和公平这两种善。[17]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p.387. [18] Joseph Raz, Introduction, in Authority, pp.2-3. [19] Robert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1980), reprinted in Authority. 以下引文均指后者。拉兹关于善依赖于社会形式的观点，显然更符合多元社会的特征。

但是，当国家要求我纳税时，即使我不想这么做，而且我相信这样做不会受到处罚，我也会缴纳税款。但第三步表达的是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不能由第二步单独推出。

[31]阿罗、森以及罗尔斯等人对这一困境提出了基于公平原则的解决方案。尽管拥有权威意味着权威可以发布各种不同的命令，但权威发布命令的权力会受到社会形式的内在限制。[36]由于稳定的统治都要主张合法性，任何主张合法性或权威的政府，就会受到这一实践理性原则的影响，用该原则指导和限制政府的统治，从而将最初的纯粹的权力或影响力，逐渐转变为对善和共同体的生活的责任。如权威指令做出了最佳的理由平衡，行为人服从权威指令，因而是基于最佳理由而行动，但由于他是把权威指令当作独立于内容的、排他性的理由接受下来，他没有满足最低限度的自主的要求，还是失去了自主。

把权威理解为实施特定行为的道德特权，而不是沃尔夫所说的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拉德森既可以保留合法权威的概念，又能化解权威与自主的冲突。一个直接的难题是：如果某一个社会不重视自主的价值，基于自主的权威理论就不能适用。但是，法律体系或法治本身所包含的善，对于实现基本善、促进共同善亦具有重要意义。[15] 最后，沃尔夫的道德自主概念虽然来自康德，但他似乎暗中改造了康德的道德自主概念。

法治之所以具有指导人的行为的能力，是因为法治包含以下原则：⑴ 所有的法律都是可预期的、公开且确定的。换句话说，命令的全部要求是：必须服从，而不是必须相信。

但是忠诚不是基本善，是否忠诚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但是，拉兹的理论也面临着一个理论难题。

其中，理性的态度产生了三种具体的要求。由于各种理由之间会存在冲突，由此就产生了实践原则P1：全面考虑之后，个人应该去做基于理由平衡应该去做的事情。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个人自主的价值。二阶理由和一阶理由的冲突解决方案不是基于理由的平衡，而是二阶理由依据其类型直接排除并取代与之冲突的一阶理由，由此产生了以下实践推理的一般原则：当二阶理由与一阶理由发生冲突时，二阶理由总是胜出。[55]拉兹的观点是，权威的正当化理由存在于它的特殊的工具性价值中，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某些道德上正当的特殊需要，而权威可以有效满足这一需要。法律和法治作为权威性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理由，是由于它们具有指导人们的行为的卓越能力。

⑵，特定的理性态度，即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对行为理由作出平衡。6，规则之间彼此是融贯一致的。

第一，每一个人都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拉兹不否定人们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相信法律拥有合法权威，某些合法性信念可能是错误的。

选择参与何种善、采取何种方案实现这些基本善，必须由个人独立地做出判断。法律具有形式的和程序上的公平（formal and procedural fairness），它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

因为这时他是把专家建议当作了内容依赖的理由对待，其确信不是来自于该建议是由理论权威作出这一事实，而是根据他对专家建议的内容的理性判断。但他的实践理性概念与菲尼斯不同。其次，实践权威尽管在许多情形下需要借助理论权威，但是，在很多时候实践权威并不需要依赖于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即使他对权威指令的内容正当性存在怀疑，或者认为他的理由平衡比权威的指令更好，也应该用权威性指令排除和取代他个人的理由平衡。

[3]本文采取规范性的和概念分析的方法，通过检讨当代一些重要的权威理论，对权威的一般性质尤其是权威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做出说明。4，在各种善和实现善的方案中保持超然。

他首先区分了权威与权力。[82] 【注释】 [1]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研究所，副教授。

因为个人自主既可选择善的生活，也可能选择恶的生活，有时候个人自主是与善恶无关的。一种是作为人类的普遍能力的实践理性，即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选择、计划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能力。

他们都认为社会合作是道德上可欲的，权威的性质使它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合作。即使该指令是错误的，也应得到服从。一种是通过拥有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而拥有权威。[44]因此，尽管人们可能不赞同权威所选择的善偏好和方案，但是权威作为共同善的性质以及法律的体系性的公平依然会激发他们选择服从法律。

我将在第三和第四部分详细阐述他们的观点。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国民对政府持有合法性信念。

这时权威的指令是多余的，无意义的。第三个命题是由前两个命题的性质和权威的功能所决定的。

但一致同意缺乏可行性。拉德森的权威理论包含了双重简化的策略：一是将权威简化为行动的权威，一是法律问题简化为强制的辩护问题。